案例一：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毗邻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他几面由村庄围绕。

在保护区周围，我们标出了入口处的村子民主村，并没有标明周边村庄。这反映出第一个问题——总觉得保护区只跟入口处的村子相关，忽略了周围的村庄。直接反映出对保护区涉及的社区及人员估计不足。

我们组织大量科研队伍对老河沟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保护区有很多种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兽类动物有21种，蝴蝶200多种，有14只大熊猫，还发现了3个新种。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应该保护。从真正保护实施角度，会发现数字与制定保护行动方案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按照调查内容在保护区确定7类主要保护对象，针对每一类保护对象列出一系列可能影响保护对象的因素，梳理威胁因子并按重要性排序。

主要威胁是偷猎与电鱼，及少量的水电站以及外来物种的人工林。假如不去做基础调查、第一次进入这个保护区，同样会认定这几个是最为关键的威胁，最明了、最严重的威胁往往就是这些。虽然一套似乎特别系统性的了解很重要，但真正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有更简便的办法就能实现目的。

确定威胁，最希望解决是偷猎电鱼以及想办法拆除水电站、移除外来物种。怎么开始保护行动呢？我们在溪流设一个管护站，禁止人员进入，问题就解决了。

偷猎的入山口就多了。

我们设立管护站，希望把入山口守住，但周边很多村子翻山进来。守几个入山口不可能把偷猎完全制止住，只能在里面加强巡护。

整个保护区通过随机安排、不断实践调整后，现在保留了26条巡护线路，并针对每一条巡护线路安排一定的巡护频度，发现是否有人为痕迹，是否能看到盗猎和采药痕迹。一旦发现，找到可能的来源，再去社区做工作进行制止、宣传。

在巡护过程中，110平方公里的山地，再怎么去巡护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看住。因此我们在山里设置了80台红外相机，在不同地点拍照。一方面，如果红外相机丢失或拍到人，很明显出现了人为干扰，相对来说我们能够找到发生地点，找到是谁进入。另外一方面，红外相机可以用作评估，进行整个保护对象的动态变化评估。对于保护区来说，最根本的是保护效果。通过保护之后，保护对象数量有没有增加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去了解、做比较。

最核心的是希望周围的村子都能够建立社区保护地，从战略上能够在保护区里面、外围形成由社区保护地包围的缓冲区。

案例二：八月林自然保护区

八月林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大熊猫。但从建立保护区开始就没有见过大熊猫活动的任何痕迹。我们最主要分析了八月林保护区跟周边社区的关系。林丰村社区对于八月林保护区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开始，我们在八月林自然保护区设置了红外相机，统计拍摄内容，找到八月林保护区最主要的威胁。除了常见的老鼠和赤腹松鼠外，最大比例的动物是家牛和狗。家牛表示保护区有放牧行为，狗表示保护区有打猎行为，立刻体现了“社区对保护区最主要的干扰”——放牧、打猎、挖药。

针对威胁，所有保护行动从解决问题出发。整个林丰村在保护区里放牧的有30多头牛，我们进行分批禁牧，逐步将放牧挡到外围。做了这一保护行动后，2017年保护区就出现了大熊猫活动痕迹。

打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打猎本身比例比较低。现在最难解决的是挖药。挖药不能简简单单制止，这是社区的惯习。当地社区挖药每年能增加120万左右收益。

在调动社区参与保护时，必须要知道社区全心全意做保护受到的损失有多大。很难有人愿意承受巨大损失做一件完全没有收益的事，我们需要在八月林自然保护区外围找到另外一种生计方式逐步替代挖药的收益。

案例三：九龙峰自然保护区

九龙峰自然保护区是今年年初由绿满江淮在黄山建的保护地。

安徽九龙峰自然保护地在整个黄山的最西边，原来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周围完全被村庄包围，有大量当地居民承包的生产用地。

在保护地建立初期，当地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弄清楚这个保护地有哪些威胁，并且确定了每一种威胁最主要的发生区域。一是村子外围区域有盗猎活动，因为不在保护核心区，所以不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根本。二是捕鱼和捉棘胸蛙，相对来说村民深入保护地核心区，影响比较大。

针对威胁，第一年整个保护行动计划完全围绕捕鱼和捉棘胸蛙进行保护活动。

第一是检查站实施24小时值班。每一个进入的人需要登记。在他出去时如果发现抓鱼、抓蛙的情况就可以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是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专门巡护。在6-7月村民抓鱼、抓蛙的主要时间专门巡护。今年三个月巡护中直接抓到非法进区7个人。抓鱼、抓蛙主要在晚上，因而晚上要在重点区域安排蹲守，蹲守了24个晚上、57次的夜巡之后对外围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也没有人敢在晚上随意地进入来抓鱼、抓蛙了。

第三是在其他入口安装小型观测站。自动拍摄进区人员，形成威慑，让大家知道保护区有人管理，不能随便进入；

最后是社区宣传。

保护区建立时，只是知道这里面有哪些主要保护对象。在对保护对象的数量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捕鱼、抓蛙、盗猎，所有威胁实际上对保护对象的影响往往是均一的。

案例四：向海自然保护地

向海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湿地鸟类，是重要的丹顶鹤繁殖地。

原来保护区已经清楚地知道保护地有哪些鸟，但不清楚数量。整个保护区最大威胁是遍布人为活动痕迹。

保护区内部有三十四五个村庄与一个乡镇，生产用地基本覆盖了整个保护区。312平方公里保护地核心区中有60多平方公里的耕地，其余是当地的承包草地、承包鱼塘。保护地最核心的事就是要让生产用地退出去。

开始的保护计划是跟由政府将312平方公里核心区里的耕地赎买回去，然后我们再与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把承包草地、承包鱼塘以及林地逐渐收回。随着资金投入一点一点把保护区收回来，然后重点做巡护。

如果政策有变，不能将土地完全赎买，就跟土地所有者达成协议，土地所有者让渡部分利益，即在使用土地时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大部分草地不能放牧，但可以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打草，进而给予少量补偿。这种方法使得资金有限时覆盖更大的保护范围。

保护计划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根本不需要一开始就设计完美的计划，要先设计一个不会错的计划，先做起来，在变化中调整计划。

向海那么多鸟，确定保护对象比较复杂，那怎么评估保护成效？向海是重要的丹顶鹤繁殖地，但有将近十年野生丹顶鹤不在这里筑巢。因此我们确定了非常直观而且简单的评价保护成效的指标——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够再见到野生丹顶鹤繁殖？如果能够见到野生丹顶鹤繁殖，就可以确定向海在往好的方向调整。这个指标在第一年就实现了。后期随着对保护区了解加深，又设定了更为细致的保护指标。

保护计划第一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针对哪一个保护威胁进行保护行动。第二，整个实施方案是执行团队完全能够执行的，而且要快速迭代，寻找更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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