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营着80亩耕地，种植无污染蔬菜，坚持13年不用化肥农药。但这两年暴雨频发，农场急需建设排水基础设施。听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可我们这种小农场主既不清楚定义，也没渠道申请。高标准农田，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2月27日，在一场关于农业绿色转型的研讨会上，北京小柳树农园创办人柳刚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引发了现场热烈讨论。这位穿着连帽衫、头顶些许白发的农场主，道出了一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困境。

所谓“高标准农田”，通常指通过田块平整、道路和灌排设施配套等工程改造，使耕地达到旱涝保收、适宜机械化耕作的农田形态。

坐在他身旁的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随即接过话筒回应道：“‘高标准农田’政策在落地中确实存在‘错位’。目前多依托第三方工程招标，未能充分兼顾不同地域、不同作物的差异化需求。未来应该让真正的经营者参与到标准制定中来。”

这场关于“谁的农田、何种标准”的讨论，揭开了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复杂面相的一角。高标准农田不仅涉及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也被视为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

2月27日，由人与自然同行基金会资助、北京境外非政府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支持、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正是为了发布报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绿色转型——政策逻辑与实践过程》（以下简称“报告”）。

发起方们希望通过这份报告，在政策制定者、一线耕耘者与社会组织之间搭建一座沟通桥梁，共同探讨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当下，中国农业该往何处去。

该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全面剖析了农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聚焦社会组织在一线的实践历程，总结其在技术翻译、农户联结等方面的独特贡献，为资源承载压力不断加大的中国农业，寻找一条既能守住粮食底线、又能改善生态环境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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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资源有限下的农业新变局

论坛上热议的“高标准农田”（以下简称“高标田”）是具中国特色的土地整治方式，它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

高标田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个别地方开始试点建设，直到2005年，“高标准农田”概念首次进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整治方式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农业部颁布《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旨在通过田块平整、道路通达、灌排配套等硬件提升，破解传统耕地“碎片化”的困局。

然而，由于各地土壤成分、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迥异，统一由第三方工程建设模式，在部分地区埋下了“水土不服”的伏笔。据媒体报道，在一些丘陵地区，小田并大田后，机械平整土地难以复现农民多年耕作形成的微地形结构，低洼处反而更容易积水。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高标田建设职能正式归口农业农村部，政策导向从“量”的扩张转向“量质并重”，全面建设时期随之开启。截至2021年，全国已累计建成9.075亿亩高标田；2025年，中央发文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田。

高标田主要解决的是“地”的问题，但要养活庞大的人口，还须面对“产”的问题。人均粮食占有量是衡量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指标，国际公认的安全基准线为400公斤。

中国农业以“大国小农”“精耕细作”为基本特征，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8千克，远低于国际基准，甚至不及秦汉鼎盛时期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决策者曾试图通过“四化”（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但受限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化肥工业在早期工业布局中占比极低，如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仅有数家工厂生产化肥，农业长期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的困境。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通过“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国外化肥生产设备，并在80年代后期全面普及化肥与农药等，彻底解决粮食供给的短缺危机。1999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6公斤，历史上首次跨越国际基准线。

然而，这种以高化学投入换取高产量的模式，在步入21世纪后，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农药和农膜残留田间地头，畜禽粪便无序排放，严重污染农村环境，农业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江河湖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酸化、耕地质量下降、森林过度砍伐和草场退化等现象。

农业发展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水资源错配。近年来，全球变暖驱动粮食种植带向北移动，加剧了北方“有地无水”与南方“有水地碎”的结构性矛盾。在“人多、地少、缺水”的刚性约束下，粮食安全这一“底线要求”，正与环境承载力的“红线约束”发生激烈碰撞。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副主任胡钰在论坛上指出，两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一种协同关系。近年来，在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资源节约利用等绿色发展举措的同时，中国粮食产量仍保持稳定增长，表明绿色发展与粮食安全并不矛盾，而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意味着，农业绿色转型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在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的情况下，对既有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调整。当“靠加投入换产量”的边际效益递减，在资源边界内重构生产方式成为唯一可行的路径。

有趣的是，农业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拥有显著的减排与固碳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辑、助理研究员刘齐在论坛上介绍，以水稻种植为例，传统长期淹水的耕作方式会显著增加甲烷排放，而通过间歇灌溉、中期晒田等水分管理措施，不仅可以减少甲烷排放，也能降低农业用水强度。农业绿色转型与“低碳农业”议题日益交织，一些看似针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路径，实际上也在回应水资源日益紧张的现实约束。

在明确发展方向后，中国农业如何实现转型？报告给出了两个关键切口：农业化学投入品减量与农业循环经济。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负责了这两章的撰写。他认为，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业化学投入品的减量化，是为旧模式设定边界。中国自2016年化肥、农药“零增长”政策实施以来，通过精准施肥、高效低毒药剂及缓释肥等技术，农业正从粗放投入转向精密管理。

在圆桌环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孟凡乔从结构性因素对农业投入变化的影响进行补充。他认为，除了政策引导、技术推广和规模化经营等因素外，近年来农业化肥使用量下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每年进口超1亿吨大豆，大量用于饲料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内高氮投入的种植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化经营主体更加关注生产成本，更有动力主动减少化肥投入。

如果说减量化是“控源”，那么“农业循环经济”则是“开源”。所谓的农业循环经济，包括秸秆、农膜和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农作物轮作和间作，以及水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

张照新在论坛上强调，循环经济并非现代发明，而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底色。只是在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养殖的浪潮中，这种“农牧结合”的逻辑被打断。

如今，随着绿色转型的深入，秸秆、农膜、粪污等，正被重新定义为资源。它们作为肥源、料源或能源，再次进入农业循环链条。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超过8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78%。

02 农民为何难以参与循环农业

在以“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绿色转型”为主题的圆桌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刘娟多次强调，农民是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核心主体。

这一主体既包括传统小农户，也包括新农人、家庭农场主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化经营者。

但在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中，不同类型农民所处的位置并不对等。相较于新型经营主体和规模化经营者，传统小农户在资本、信息与议价能力等方面处于明显弱势，却在化肥减量、农药替代、面源污染控制等政策目标中，被寄予最多“改变行为”的期待。

刘娟认为，这一群体既不是环境破坏者，也不应被简单视为需要被“教育”的对象。相反，农民长期形成的生产经验，是在资源约束、风险不确定和收益压力下，反复权衡后的相对较优的选择，构成了农业绿色转型中更贴近现实的行动路径。忽视现实的经验与需求，或将导致政策和技术在落地阶段遭遇阻力。

与此同时，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绿色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新技术试验，还是新模式探索，这一群体往往具备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组织能力，因而更容易成为转型的“先行者”，其经验也能被更广泛农户吸收和复制。

在实地调研中，刘娟发现，许多农户并非排斥新技术，反而对能够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稳定性的技术有着强烈需求。她强调，转型的关键并不在于“用技术取代农民”，而在于让技术成为农民劳动的辅助工具，而非新的负担。

然而，一个现实困境是，农业循环经济往往难以在单个农户层面自发形成。一些看似条件完备的农业循环项目，往往在落地环节遭遇挫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欣是本报告的作者之一，曾在全国多地调研。她观察到，在广东罗氏虾主产区，尽管“稻虾共作”被视为典型的循环农业模式，但由于罗氏虾和丝苗米本身具有较高市场价值，农户更倾向保持原状，避免混合经营带来的收益波动风险。

社会学背景使得刘欣在研究农业循环经济政策时，着重于政策工具的实施情况。

她发现，无论是秸秆综合利用，还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其共同特点都是投入周期长、组织成本高、收益回收慢，往往超出了个体农户的承受范围。

例如，某地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时，引入科技企业，将粪污转化为液态肥料，并向农户免费发放施肥工具。技术路径成熟、投入力度不小，但项目运行不到一年，施肥工具大量流失，不得不再次补发，最终因成本高企、使用率低而难以为继。

该案例表明，循环农业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技术是否先进，而在于其是否嵌入了清晰的责任机制和稳定的激励结构。当相关成本和风险被完全由财政承担，而使用行为本身又缺乏约束与回报时，农户缺乏长期维护和持续参与的动力，循环体系便难以在基层形成自我运转的机制。

这也提示，农业循环经济不能被简化为单个农户的“个人义务”，而应被视为一项区域性的公共事务，需要通过组织化运作、利益绑定和制度设计，共同支撑其长期运行。

顺着这一思路，讨论被引向更深层的治理层面。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林方舟在论坛第三场圆桌上以秸秆焚烧为例指出，秸秆处置表面上是环境治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议题。无论是“一刀切禁烧”，还是阶段性放开，都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背后牵涉的是农民生产方式、资源利用路径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多重博弈。

对这一现实，刘娟的概括或许可以视为一种总结：农业绿色转型带来的生态效益往往由整个社会共享，而转型过程中的责任与成本，却主要落在农民或生产主体身上。因此，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如何变绿”，更在于“绿色红利和相应的成本如何分配”，农民能否真正分享到由此产生的生态收益，并通过制度形成长期稳定的激励，成为转型能否持续的关键。

03 没有“标准答案”的绿色转型

无论是报告还是论坛，社会组织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实践和作用都备受关注。

人与自然同行基金会理事、原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德波形象地比喻，如果政府是绿色转型的“领航员”，企业是“主力军”，那么社会组织更像是连接基层的“毛细血管”，在制度尚未精细化之前，承担着沟通、翻译和组织的功能。

在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吴昊亮看来，农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推动绿色转型既需要尊重农民的实践经验，也离不开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主体之间搭建连接，共同探索推动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以社会组织行动为主题的第二场圆桌上，多家长期扎根一线的公益机构分享了实践经验，不仅印证了农民主体性的重要性，也为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范本。

例如，过去三年，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在湖南推动气候友好水稻种植，通过开沟、沟灌等⽥间管理⼿段，减少稻田淹水产生的甲烷排放，节约灌溉⽤⽔，提升⽔稻应对⼲旱等极端天⽓的能力，保障⽔稻产量稳定。

这种模式对农户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但并未遭遇预期中的排斥。绿色潇湘秘书长廖思难发现，不少农户在掌握基本原理后，根据自家稻田条件自主改装开沟机，改善排水效率，部分地块甚至实现亩产提升将近300斤。

农民并非被动的技术接受者，只要技术路径允许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户的既有经验便能参与到生产方式的改进之中。

2022年，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与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在云南、黑龙江、湖南、江西和广东等省份支持的一系列“气候友好水稻项目”，目标是应对全球变暖导致的干旱的水资源短缺等风险。

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是最早在国内开展气候友好水稻种植的机构，执行主任左智在论坛上指出，项目推广并非简单的技术复制，而是一个需要充分尊重地方文化和传统耕作经验的过程。只有在理解当地农民既有种植逻辑的基础上，技术工具才能真正嵌入日常生产。

芜湖青野社区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丁洁对此深有感受，2023年机构在长江中下游一处圩田社区开展工作，团队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与城市环境治理不同，更需要在社区关系和地方经验中寻找解决方案。因此，机构开始转变角色，从一个引领者转变为学习者和协作者，关注当地农业系统，记录整理包括百年生姜品种留种等在地农业知识，2025年引入气候友好稻作技术，与村民共同探索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路径。

面对不同省份迥异的农业底色，推广气候友好水稻技术的众多一线机构并没有机械地搬运标准，而是在实地调研中将普适性的技术指标，重组为一套适配本地水土的乡土方案。

正如李德波所强调，农业绿色转型并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转型既需要对传统农耕智慧保持敬畏，也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既依赖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必须为基层实践留出试错和调整的空间。真正决定转型能否持续的，不是单一技术或项目，而是农民是否被视为有判断能力与经验价值的行动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