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9-31日，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合一绿）和深耕联合主办了恒星伙伴计划-社区应对气候变化主题工作坊。

在工作坊中，李大君老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梳理了气候变化从国际话语到本土表达的脉络，引起参与者的广泛共鸣。本文为此次演讲的整理稿，由深耕团队整理。

气候变化与国际应对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气候变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变化，也包括变率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所使用的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而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使用中，气候变化一词是指气候随时间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自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使得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上日程后，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1988年成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等。1990年，IPCC首次发布评估报告，认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气候变化。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合作机制：

第一类是工业化国家，要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础进行削减。承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义务。如果不能完成削减任务，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指标。

第二类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承担具体削减义务，但承担为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援助的义务。

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削减义务，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但不得出卖排放指标。

虽然，《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在执行中由于一些工业化国家出于保护本国重工业竞争力的考量以及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碳排放的大国，《京都议定书》遭受了诸多批评，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间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冲突开始增加，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发生激烈冲突。

2009年12月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导致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

这次会议焦点问题集中在“责任共担”。由于碳减排涉及到主要经济体的根本利益，国家间各不相让，本次会议缺憾落幕。

由于根据碳排放量的强制减排遭到主要碳排大国的反对，联合国框架内一个“国家自主贡献”的“躺平式”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通过，史称《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气候危机的现状

——来自IPCC的报告

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里，气候减缓是主要声音，因为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与地缘政治。

2023年3月20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士因特拉肯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是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的最后一份评估产品，共有93位作者参加编写。在这份报告中——

讲现状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空前，此前被低估。

以70岁为基准，“50后”已经生活在升温1.1℃的世界；“80后”则会生活在升温1.5℃的诸多风险；照目前的态势，假如“00后”还能还能活到70岁的话，他们将生活在升温4℃后灾难般的生活中。而近期内全球温升可能达到1.5℃，或面临暂时突破1.5℃的风险。

气候危机加剧不平等，弱势群体陷入困境。

损失与损害成为焦点，一些群体正在承受与自身责任不相称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IPCC AR6综合报告指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33-36亿）生活在脆弱性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因发展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气候灾害的冲击更强。2010年至2020年间，与脆弱性极低的地区相比，这些高度脆弱地区因洪水、干旱和风暴导致的人类死亡率高15倍。

历史上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脆弱社区受到的影响反而最大。与之对比的是，全球10%的最富有家庭贡献了34-45%的全球基于消费的家庭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低收入人群、气候移民和其它易受影响的个人，在面临同样的气候变化条件时，因暴露度、脆弱性和受影响后恢复能力的不同，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物理性风险之外，气候危机可能因加剧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而转化为社会性风险。

全球减排力度远远不足。

截至2021年10月公布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2030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可能无法达到1.5℃的温控目标，甚至难以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而当前已落实的政策也与国家所承诺的减排目标存在巨大差距。相关的资金流动也达不到实现所有部门和地区气候目标所需的水平。

抓住当下十年关键期（2020-2030），扭转局势仍有希望。

AR6综合报告报告表明，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希望仍未完全落空。若能够抓住当下十年的关键行动期，在2030年前实现全球碳排量减半，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并维持二氧化碳的净负排放，每年的二氧化碳清除率 (CDR) 大于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仍有望达成。但即使在这个理想情景下，全球升温短暂超过1.5℃造成的不可逆影响（如冰盖的消融）并不会因为此后的气温小幅回降而恢复。

讲出路

明确前进方向。

实现气候韧性发展，需要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结合起来。优先考虑减少低收入和边缘化社区的气候风险，包括生活在非正式定居点的人。

促进可持续发展。

（1）社区层面减少或避免碳密集型消费，并在适应领域特别是在脆弱群体和地区加大支持。

（2）有效和公平地保护地球30%至50%面积的土地、淡水和海洋，将有助于确保地球的健康。城市在全球规模上为气候行动提供机会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3）粮食、电力、交通、工业、建筑和土地使用等高碳排行业的积极变化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以上减排，可以让人们更容易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更好地了解过度消费的后果，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但出路渺茫

更温暖的世界里，适应路径及其局限性：随着全球变暖加剧，目前可行和有效的适应路径将受到限制，其有效性可能被削弱。

同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损害将增加，更多人类和自然系统将达到适应极限。仅关注某些部门和单独的气候风险，并追求短期利益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不良适应。

因此，通过灵活、跨部门、广泛、长期的适应行动规划和实施可以规避不良适应，并使许多部门和系统共同受益。

气候困局，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气候的紧急状态可能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加以解决吗？

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这一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因为该国政府，不论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还是在其他社会阶级的广泛压力下，都可以实施一定的环境监管，迫使私人资本家至少考虑到部分社会成本。

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国家间体系。国家间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向各国施加了强烈的、持续的压力，要求它们尽可能迅速地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任何环境监管，若由一个民族国家单方面实施，通常会使该国在资本积累上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这会迫使该国资本家支付环境成本，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则不需要支付），从而该国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这也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战的根源之一。

那么，各国政府就不能放弃竞争，通过放缓经济发展速度而减少碳排吗？这一解决方案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内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重大缺陷——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和生产资料，所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国家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在国际竞争中就越容易处于劣势，也就越容易因无法抢占市场和生产资料而全面出局。因此，试图在现有体系内解决气候危机——无解。

那么，我们可以指望科技的进步来缓解气候危机吗？

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环境问题愈来愈无解。大到核废料的处理，小到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假如你打算拿出欧洲莱茵河与英国泰晤士河的治污案例来说服我，我会给你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污染转移了！这与发达国家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达地区污染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或欠发达的东南亚、中亚和非洲地区是一模一样的。

而现在所谓的“清洁能源”也都是伪概念。风能是清洁的，但风力发电机从生产到运输都是高耗能的，且其安装和运行也会造成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太阳能是清洁的，但光伏设备从生产到后期报废处理都是高耗能和高污染的。水电站与核电站更是具有极大的环境与社会危害。

工业革命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也创造了一个个虚幻。它让我们一直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科技越发展，道路却越来越窄，全球环境能源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似乎危机越严重，就越有资本盈利的空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伟大和卑劣之处，它能把所有的危机都化为商机，将苦难转移，把一切悲剧都化为可以盈利的行当。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将会创造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并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我这代人也无时无刻不在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心理和知识上的准备。然而，我们却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过剩生产、过度消费所带来的破坏性——其实，一个建立于无限资本积累之上的世界体系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相适应的。

接下来，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埋葬资本主义，要么被资本主义埋葬。

如今，我依然记得十六年前，当我还在踌躇是否要从环保议题跨行进入劳工议题时，一位民间环保领袖给予的勉励：“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一定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当最底层的人也开始跳出这套生产消费体制时，无告的大自然就有救了！”

而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韧性街镇——

构建以街镇为基本单元的区域“小气候”

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通常有两种途径，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

按照IPCC的定义，气候减缓是指人类通过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或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汇而对气候系统实施的干预。这一进程长期而艰巨。

气候适应则是自然和人类系统对于实际的或预期的气候和影响所作出的调整的过程。对于人类系统，适应寻求减轻或避免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危害、或开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有利机遇。对于一些自然系统，适应则是通过人类干预诱导自然系统朝向预期发生的气候和影响进行调整。这一措施现实而直接。

在国家层面，中国于2020年提出了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无论是从IPCC的1.5℃温控目标，还是从国家层面努力实现“双碳”目标来看，气候减缓都是话语主流。但如前文所讲，在现有的世界体系内来通过碳减排实现气候减缓是不现实的。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防范和应对区域性重大气候灾害！

因为，中国气候脆弱性极高的区域与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区域高度重合。珠三角与长三角，其基本特点是经济高度发达、产业高度集中、生态脆弱、能源与粮食自给率极低、处于极端气候高发区域。由于缺乏生态缓冲区和能源粮食自给能力，一旦爆发严重的气候灾害，容易造成重大损失。假若大家对上海2022年的疫情还有印象，你就知道食物紧张是多么的可怕，更何况彼时是全国在支援一个上海，而非到处都是灾情。所以，重点城市群和重点区域需做好防灾减灾与本地能源食物自给工作。

气候适应大到国际和国家层面，小到一个区域和社区，都是当务之急。气候适应，要适应什么？适应气候变化的平均趋势，适应不断加剧的极端气候事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

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基于自身的角色，更适合以街镇为基本单元构建“韧性街镇”的区域“小气候”。

为何是以街镇为基本单元？

简单来说，中国行政区划中的街道和乡镇大都是建国后人民公社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大多数街镇（地理与行政意义上的街道或乡镇）都可以形成一个容生态、生产、生活为一体的自循环系统，而单一村庄或社区却不能，再好的实践成果若不能突破一村一寨，其可持续性都是堪忧的，所以构建相对稳定的生态-生产-生活共同体，基本单元应该为街镇，而且以城乡结合部的“边界地区”为最佳（边界效应），这样的区域越大越有韧性。我将其称为“韧性街镇”，其特点是以街镇为单元，提升本区域抗风险能力和自救能力，保证短期内并力争在中长期实现系统内的能量循环与自给自足。

韧性街镇的建设，需要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让环境治理落地于社区层面，在社区发展中融入气候变化与环境的视角（参见李大君：）。识别气候脆弱区域与人群、构建社区防灾减灾联动机制、实施多视角跨学科合作、构建食物自主体系、发展气候韧性产业与住宅建筑，并逐渐在资本市场中趟出一条立基于社区合作的团结经济或社会经济。

在现实层面，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北京阿牛公益的兴寿模式、零废弃村落的江西东阳模式和浙江枫桥模式、山西蒲韩社区、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体制、青岛你我在推动和构建的城阳街道“低碳小镇”（覆盖辖区内的社区、企业、学校和公园）、绿色原点通过以“乐修匠”为抓手推动西安老旧城区的社区微更新和微改造、施永青基金在云南昭通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农民种子网络在云南纳西四村的种子保育工作、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在老君山及周边地区实施的内生式发展和社区保护地项目、深耕团队沿X287县道良口-吕田段全域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互助网络等等，以上这些案例无论有心，还是无意，都为探索何构建韧性街镇的区域小气候做了很好尝试。在团结经济或社会经济层面，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和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牧区信息服务中心，已经分别在西南山区和内蒙古牧区草原构建了一个基于县域合作的生态、生产、生活、市场与金融链条，从而增强了所在区域的发展韧性。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韧性街镇相对成熟的案例，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实施的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项目通过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从而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最大化。该项目把公共选择理论与生态整体主义结合，以公共参与为方法涉足公共资源管理，在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过程中，增强了拉市海地区的气候韧性与治理能力。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拉市海流域环境得到了修复，渔业资源获得了恢复，越冬水鸟越来越多，存在了30年的拉市海流域上下游间的农田灌溉矛盾得到了解决，当年的森林破坏形成的泥石流沟也恢复了郁郁怱怱的景色，成了拉市海乡村旅游的目的地。丽江古城对水源地拉市海的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也落地实施。而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针对上游彝族山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生计项目，解决了生计问题、通了路、通了电，更重要的是他们拿到并行使了对社区周边万亩森林的管理权，并因在火灾、旱灾、风灾、雹灾、震灾中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巩固了生态修复与减贫成果，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国防灾减灾示范社区”。

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则凭借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项目在环保、扶贫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期间，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颁发的“赤道奖”。该奖项是联合国对全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杰出行动的重要褒奖。

在“赤道奖”的北京颁奖仪式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何佩德说道：“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社区组织，因为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切实可见的，社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既推进了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抗击气候变化。”

当前，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国际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也愈加不够清晰与可实践。我们需要拓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想象力与行动力，避免国家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给我们实践者造成的想象力局限，我们应不囿于“碳减排”的热点追逐，也不再等待国际层面的共识，而是直接在地展开环境保护与气候应对，一个个在地的改变才最终促成可持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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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大君

文字整理 | 深耕田野

恒星伙伴计划于2020年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它以高潜力可持续社区领域公益领袖为抓手，通过为期三年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和系统性赋能，助力可持续社区领域公益机构在领导力、组织力、业务力和影响力上的成长突破，实现公益机构业务模式化与组织规范化发展，具备孵化和赋能在地公益组织和自组织的能力，在地区性可持续社区发展领域发挥引领和营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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